讲武堂:不靠神风?日本如何击败蒙古第一次东征

  “(日本)据有黄金,其数无限……君主有一大宫,其顶皆用精金为之……宫廷房屋地铺金砖,以代石板。”

——《马可·波罗行纪》

  “(日本)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地不加富,得其人不可役。况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是谓以有穷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

——1272年,赵良弼给蒙古皇帝忽必烈的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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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1年7月,在九州的博多海滩,一名叫吴万五的士兵正努力从齐腰深的水里爬上来——作为范文虎将军麾下的一名水手,他不久前刚接受征召,并被派往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他此前听过的最大声响,也许就是新年燃放爆竹时的噼啪声,但现在,爆炸和厮杀却回荡在他的耳际,更令他感到担忧的是,战况僵持了超过半个月,但胜利却一直遥遥无期,他们甚至无法突破前方200步的一道堤坝,正是从这道堤坝上,敌人不断抛洒出致命的箭雨。

  然而,此时此刻,无论海水中的普通士兵,还是舰船上的最高统帅,都还没有想到——地狱之门已经打开,他们的伤亡之高昂、结局之悲惨,都将超过7年前那场令官方讳莫如深的远征,而驱使他们赴死的不是别人,正是被后人尊称为“圣德神功文武皇帝”的忽必烈。

“黄金之国”

  按照宫廷画家的描绘,自从1260年即位以来,忽必烈的形象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他一直戴着巨大的圆形头巾,身穿一件白色的蒙古长袍,他的身材魁梧壮硕,黝黑的脸色使得他不怒自威。他擅长凭借慷慨大方和装腔作势聚拢人心,但同时,他也知道,维护权威的手段只有一个——这就是依靠武力。对于这位蒙古皇帝来说,幸运的是,从即位之日起,他就不用为这个问题担心。


忽必烈像

  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精良的武器,忽必烈的蒙古大军是当时最强悍的的部队。在东征西讨的过程中,他们创造了空前的战术,其精髓是速度和突然性:他们既能迅速冲到敌军面前,如暴雨般地四处放箭;也会选择从四面八方突袭敌人,同时又设法避免同对方短兵相接,然而遗憾的是,作为一个内陆游牧民族,蒙古人几乎没有任何航海技术,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大多来自传说和神话,而其中的一个神话恰恰是,成为其它民族的主宰,是蒙古人注定的命运。


成吉思汗时期,一位蒙古游牧民的发式、装束和武器,其中最左侧就是令欧洲人惊骇的复合弓,其尺寸虽然不大,却能产生上百磅的拉力

  然而,假如知道世界是如此广阔,蒙古人肯定不会如此鲁莽地踏上征服之路,但这种原始的冲动是如此强烈,让他们像旋风般到处扫荡,陆续击败了中国北方的农耕民族。在此期间,他们先是残杀了其中的一部分,接着又将另一部分改造为臣属和仆从,而这些民族掌握的地理信息,也被提悉数供给了成吉思汗的后裔,让他们知道了那些闻所未闻的土地。尽管如此,其中依旧有个问题——这些地理信息许多彼此矛盾,对日本的描述尤其如此。


元代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由朝鲜画师在当时中国海图的基础上绘制,可以看到其中朝鲜半岛的尺寸被夸大了整整三倍,而日本则蜷缩到了右下方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而这幅地图,也反映了当时东亚国家的地理观念

  在唐朝以前的记载中,史官们几乎没有对这个国家进行过赞美,它荒凉、落后、野蛮,居民大多粗暴无礼,生活习俗极端鄙陋——但自公元8世纪之后,日本富甲天下的传言却开始流行,因为与之对应的历史事件是:公元749年,日本北部发现了沙金,并在随后400年间不断出口。

  9世纪后半叶,伊斯兰学者霍尔达兹贝描述了一个叫“Waqwaq(倭国)”的国家,据说,这个国家猴子佩戴的项圈都是黄金。同时,唐朝官员们也对日本使臣的年薪——约五公斤黄金——深感惊讶,不仅如此,他们还看到日本留学生在长安大肆采购书籍、乐器和奢侈品。然而,当时的唐朝人和阿拉伯人大概都不会想到,他们看到的不过是事实的一部分,按照估算,当年日本年产黄金最多不超过250吨,不及整个东亚的十分之一,但“黄金之国”的谣言,却随着人们的好奇心越传越远,作为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忽必烈也一定对类似的消息有所耳闻。


二战前日本绘制的、反映“元寇入侵”的艺术画,其中忽必烈正在听取臣下对远征日本的意见。和当时许多的艺术作品一样,其中夹杂着浓厚的政治气息,比如神情猥琐的汉族官吏,比如画面右下方的西方传教士,其背后的宣传台词不言而喻

  也正是在这种贪欲的驱使下,1270年之后,席卷了朝鲜半岛的蒙古人,开始将日本视为下一个目标。而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在东亚的历史上,曾有不少强大的王朝立志开疆拓土,并且建立了强大的远洋舰队,但将目光率先对准日本的,却恰恰是没有任何航海技术的蒙古王朝。

  毫无疑问,驱使忽必烈攻打日本的,除了征服世界的“天命”外,还有一些现实的因素。按照历史学家们的猜测,这种因素来自两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填补蒙古帝国捉襟见肘的国库,在忽必烈即位后,为准备对南宋的战争,父辈们掳掠的财物已经濒临枯竭;而一个更为尴尬的原因是,从即位之日起,忽必烈的宝座就一直受到同族亲属们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他所能做的,只能是不断通过对外用兵,换取周边国家的承认,进而为自己的统治正名,在他试图征服的一连串国家中,就包括了镰仓幕府统治下的日本。

“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

  当时统治日本的,是镰仓幕府的第八代执权北条时宗,当时的他只有不到30岁,他有着白皙而文弱的面庞,但又被认为内心脆弱、犹豫不决。1268年夏,他在担忧和焦虑中迎来了自己的害怕见到的人,这就是以礼部侍郎殷弘为首的蒙古使团。在后者带来的国书中这样写道:


蒙古呈送给镰仓幕府国书的原本

  “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

  任何能读懂其中深意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一封表达友谊的书信。不仅如此,在书信中,忽必烈还将日本天皇称为“小国之君”,这令夜郎自大的幕府深感不满。毫不奇怪,殷弘使团立刻被驱逐出境,而在日本受到的侮辱,也让忽必烈终于决定,对这个“蕞尔小邦”采取强硬手段。


北条时宗在蒙古使臣抵达的同一年担任幕府“执权(最高执政)”,1284年病逝,笃信佛教,这是他晚年时期的画像。在统治期间,他除了要面对忽必烈的咄咄逼人,还受到国内此起彼伏的武士叛乱的威胁

  最初,这种手段只是外交上的警告,但很快便上升到武力威胁。事实上,就在殷弘使团离开后不久,便在九州外海绑架了两个叫塔二郎和弥二郎的渔民,这两个人随即被带到了大都,一看到宏伟的宫殿和城墙,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得说不出话。在回国之后,他们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按照忽必烈的要求,转述了蒙古帝国的强盛——这则消息立刻在日本激起了轩然大波。

  之前,日本人一直将九州视为军事要地,但相关的防御却十分薄弱。如果一个外交使团都能随便绑架人口,那么一支蒙古大军更可以轻易登陆。出于对蒙古入侵的担忧,北条时宗迅速做出了部署。他给亲信少贰景资起草了一份命令——而后者也是当时镰仓幕府的心腹重臣。就在少贰景资率领部队前往九州安营扎寨时,忽必烈也开始为远征日本集结大军。


少贰景资像,出自《蒙古袭来绘词》,蒙古和日本的两次战争中,他都是前线将领。战争结束后,由于与幕府官员之间不合,他在一次武士内斗中被杀,时年40岁

  这支部队由数百艘高丽战船组成,汉族-蒙古联军和高丽人各占了二分之一,其中最高指挥官是蒙古人忻都,副将是汉人刘复亨,担任支援的是朝鲜人洪茶丘和金方庆。无可否认,由于主力部队都投入到了同南宋的战争中,因此统辖行动的其实都是一些二流将领,他们的海战经验更是相当有限,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从唐朝到成吉思汗时期,东亚已经有600多年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海战,而且在志得意满的忽必烈眼中,即使是一支二流的军队,也足够横扫这个“蕞尔小邦”上的一切。

陷落的前哨

  在上古时代,日本和朝鲜半岛曾经连成一体,即使经过45万年的板块作用,在日本四岛和东亚大陆之间,最窄的地段也只有180公里,而对于从大陆前往日本的船只来说,这里也必然是扬帆起航的最佳地段。1274年11月2日(阴历10月3日),远征军也正是从此处出发,直到看见一座灰黑色的孤岛时才逐渐停下——远征军看到的这个岛屿名叫对马,颇为讽刺的是,当地也是上古倭人渡海劫掠朝鲜的中转站。


日本和朝鲜半岛间的、对马海峡(又名朝鲜海峡)地图,注意其中红字指示的对马和壹岐,这两座岛屿上,上演了两场前哨战

  由于被大海环抱,对马一年差不多有10个月都被海风吹袭,它的环境并不适合耕种,反而非常适合成为海盗的藏身之地。

  对马人出海劫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但长期的肆虐之后,他们终于突破了日本政府能容忍的底线。就在忽必烈东征前28年,从九州派出的惟宗氏家族抵达了对马,他们几乎一跳下甲板,就同当地的豪族进行了火并。接着,这个家族迅速改换了姓氏——这就是后来日本“宗”姓的起源。对此,有一种荒诞又合理的解释:由于朝鲜和中国的姓都是单字——这样,宗家就能更加体面地同之前的受害者展开贸易。

  当家主之位传到宗助国时,这个武士政权已经稳固了半商半匪的统治,但蒙古人大军的到来,突然让这个岛屿处在了战火的前沿。就在蒙古舰队出航的第三天,岛主宗助国突然被下属的呼喊惊醒,一场火灾降临在岛上的神社,接着,成群的白鸽飞来聚集在神社屋顶——而自古以来,白鸽就被认为是八幡大菩萨的信使。武士感到,它也许是来自上天的警告,因为就在远方的海面上,隐约出现了遮天蔽日的帆影。

  宗助国迅速率部下奔向了海滩,看到了浩浩荡荡的入侵者:第一批登陆的蒙军超过1000人,是宗助国手下的10倍。虽然兵力悬殊,但武士们很快占据了海滩旁的一片丛林:在树木的阻挡下,蒙军的优势无从发挥,只能忍受150米外凌空飞来的箭雨。


“宗助国的最后”,但在这场交锋中,从开始他和武士们就没有任何胜算

  蒙古军的伤亡持续增加。在整队完毕后,他们几乎毫不迟疑,就对森林中的敌人展开反击,他们的势头如同排山倒海,几乎瞬间摧垮了武士们的队列。《宗氏家谱》记载了他们的最后时刻:宗助国在马上拉弓放箭,右马次郎(宗助国之子)紧紧地在后面跟进,仅剩的十几名手下奋勇争先,当他们死于乱军之中时,对马之战也划上了句点。

  战役的结局是血腥的。按照蒙古军队的惯例,由于对马岛没有投降,士兵们被允许尽情掳掠。至于宗助国等人的头颅还要扮演一个角色,这就是对壹岐岛上的日本守军进行威慑。在当时,镇守壹岐的是落魄贵族的后代平景隆,这支守军能提供的抵抗非常有限,面对密如飞蝗的箭雨,平景隆的部下几乎在瞬间被杀死。夜幕降临,蒙古人退回到战舰上过夜,而日方甚至无法坚守滩头阵地,第二天,平景隆返回主城,在杀死妻儿之后引火自焚。

  就在蒙古军队在岛屿上大肆抢劫之时,逃离壹岐的船只把噩耗带回了日本。


平景隆和家人在主城内自杀

“元寇袭来”

  对马和壹岐的陷落,标志着蒙军计划的第一步已经达成——而他们的下一步就是日本本土。在一座白布围成的帐幕中央,日方的最高指挥官少弐景资观察着这支舰队,在他周围插满了带菱形家纹的战旗,这种家纹被称为“寄挂目结”。表明他是显赫的、藤原氏家族的后代。

  此时,他得到的消息是——蒙古军队在屠杀对马、壹岐两岛后,又入侵松浦半岛沿岸,日方再次大败;而映入他眼帘的景象是:蒙古战舰已经在博多湾下锚,船队东起箱崎,西至今津,齐头并进,如潮如涌。

  关于当时敌人舰队的兵力和人数,日方的表述非常模糊,因为它几乎超出了这个国家的想象,至于同时期的朝鲜史料提供的数字却非常精确:这支舰队有900艘战船,15000名蒙古、女真及汉族士兵、5600名高丽兵士和6700名高丽水手。此外,舰队还配属有大量辅助人员,比如船工、木匠、小贩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将领们的家眷和仆从,以及各种为战利品而追随军队的人。

  对蒙古帝国的大军来说,东征日本的舰队只是一小部分,但它足以具备强大的心理威慑力;而在另一方面,少贰景资甚至不需要为统计部下担心——事实上,他只要用手数一数就没有问题:最初与入侵舰队对垒的,只有大约3000名武士和随从,更多的增援仍在赶来,但他们就像添油般投入了战场——很显然,双方的实力对比非常悬殊。

  这种差距很快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午前时分,两军的第一次交战就令景资备受打击,从后来中国和朝鲜的记录上来看,这是一场蒙古大军占绝对优势的战斗,这种差距既来自兵力上的差距,也来自武器和战术上的对比。


现代油画:在元军列阵时,冲向滩头的日本武士

  在一本名为《八幡愚童训》的小册子中,作者(一名僧侣)带着惊讶记录道:在一场“日本式的战斗”中,武士的首要任务是寻找有价值的敌将,然后展开一对一的搏斗;而“蒙古人的战斗”居然是排成方阵一拥而上,凭数量优势将敌人歼灭。

  不仅如此,双方的装备也截然不同——在冲向严阵以待的蒙古大军时,只有少数日本士兵拥有全副的铠甲,他们也并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一支经历过技术革命的军队,而这场革命,已经改变了战争的规则和形式,也将让他们的勇武不堪一击。

  这场革命的主题是铁与火。蒙古军队的另一个优势,恰在于其使用的各种火药,比如抛射的“震天雷”,它们有时也被称为“霹雳炮”。没人知道蒙古人是何时、具体从谁手中学习了火器制造技术,但他们学习得很快。这些超出想象的武器很快给日本人带来了恐慌。

  正如《太平记》中的描述,这些炸弹“形如车轮,声震如霹雳,光闪似雷电”,但对一些勇猛粗鄙的日本武士来说,这种武器只是让他们变得更加暴躁。29岁的竹崎季长就是其中之一,在松树掩映的小路中,他骑在一匹灰黑色的矮种马上,身旁伴随着四名身着轻甲的“郎党”(随从)。在崎岖不平的林间小路上,不断有受伤的士兵从他们身旁经过。这种景象让竹崎的部下产生了好奇——他们都来自九州西部的肥后国,受贫穷和歧视的刺激,他们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园,以寻找一个获得封赏的机会。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竹崎一行朝着交战最密集的鹿原地区奔去。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他们在杀声最高处看到了期盼的场景:在初冬暗淡的阳光下,一个庞大的蒙古方阵正在进攻。经过短暂的犹豫,他们几乎是目中无人地冲向了蒙古梯队,但令人惊讶的是,其遭遇的不是自报家门的敌方武将,而是密如飞蝗的炸弹和弓箭,这些武器立刻在进攻者当中制造了一场浩劫。

  情况很快出乎了竹崎季长的预料:他的战马倒在了敌人的弓箭齐发之下;一颗装满火药的“震天雷”在他头顶爆炸,原来墨绿色的铠甲被鲜血染红——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另一名叫白石通泰的武将策马赶到,将竹崎季长拖出了交战区。

  事实上,竹崎季长这样的伤者已经是幸运儿,在混战之后,多数胆敢冲阵的武士已被射成了刺猬。在生死时分,竹崎季长观察了这些敌人,并看到对方穿着浅红和浅黄色的皮质盔甲,并且携带着头盔和三张弓——此时他的感觉,俨然就像我们打量来自另一个星球的生命。


《蒙古袭来绘词》中,竹崎季长冲向蒙军时的景象,其中对参战者的描绘,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军队盔甲服饰的第一手记录

  这股红色和黄色的洪流汹涌而前,日本人手足无措。为做最后的抵抗,日方的统帅——少弐景资已经下令将部队撤退到“水城”。但所谓的“水城”不是一座城池,而是一条绵延1.2公里、高14米、建于7世纪的夯土防御带。在历史上,它曾不止一次给日本人以抵抗“唐朝入侵”(这些入侵只存在于日本人的想象中)的信心,但经过6个世纪的风吹雨打,到1274年,这道防线已经开始衰朽。

  水汽的侵蚀、此起彼伏的地震令它不断地崩塌,而“水城”脚下上演的也完全是一副凄凉景象:武士的队列越来越稀疏,蒙古大军则伴着呼喊声步步紧逼。少弐景资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支数千人的敌军正在锣鼓声中前进。为了更好地指挥,一位身高超过两米的元朝将官更亲自冲向最前沿,试图带领士兵发起攻击。

  景资立刻拉弓放箭——按照日本方面的描述,因为“八幡大菩萨”的保佑,这名蒙古将军应声倒地,被簇拥着,在视野中渐渐消失了。景资并不知道,这一箭击中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蒙古军的副指挥官——刘复亨。


油画:少贰景资射伤刘复亨,这次突然事件成了战斗的转折点

  “刘复亨,刘通之子,袭父职为行军千户,随严实攻占安丰、通、泰、淮、濠、泗、蕲、黄、安庆诸州。”《元史》中这样描述刘复亨的事迹,但真正使其功成名就的,却是1258年、四川的苦竹隘之战。在接下来的三年中,蒙古大军一次次被居高临下的南宋人击退,但在这样的血战中,刘复亨却一次次带队向苦竹隘前进。

  “苦竹隘西北东三面崭绝,深可千尺,猿猱不能缘以上下也。其南一涂,一人侧足可登,不可并行。”有人描述了进攻者的困境,担任胁从的汉族军队伤亡尤其惨重,但这些血淋淋的尸体,也成了刘复亨获得蒙古人信任的途径。在苦竹隘之战结束后,这位将军的生涯扶摇直上,被封为凤州等处经略使、昭勇大将军,进而成为蒙军主将忻都的副手——不仅如此,和勾心斗角的朝鲜军官们不同,也只有出身汉族的刘复亨,真正做到了对蒙古政权忠心耿耿。

  对久战不克的蒙古人来说,这次意外如同压垮骆驼的最后稻草。的确,只要坚持背水一战,蒙古大军确实能凭借装备和人数优势血洗对方——但最根本的问题是,作为一次突袭,他们只携带了有限的给养,而这些给养正在一点点耗尽。

  按照古代作战的模式,一支劳师袭远的军队,物资只能通过掠夺解决,然而在这次远征中,蒙古人一直未能突入内陆,自然不可能有平民供他们掳掠。不仅如此,对习惯干燥气候的蒙古和朝鲜来说,九州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交战场地,在他们视野所及之处,仿佛不断有瘴气从这片被海水浸透的荒凉土地上升起。

  失望情绪从上到下笼罩了远征舰队,也笼罩了蒙古的最高指挥官忻都,与此同时,另一位朝鲜将领洪茶丘也开始向决心孤注一掷的将领金方庆施压,在遭到痛斥后,后者最终沉默地放弃了抗议。

  经过几个时辰的讨论,忻都和刘复亨最终说服其他将领放弃了进攻。在趁着夜色撤退途中,他们将所有的房屋付之一炬,并抛下了1500名行动迟缓的老弱残兵。当第二天清晨、阳光洒向战场时,遮天蔽日的舰队已经消失了,只有不计其数的船只残骸漂浮在海面上,或卡在礁石间奄奄一息,因为一场暴雨在夜间席卷了船队。一份报告写道:“对马岛1艘,壹岐130艘,小吕岛2艘,志贺岛2艘,宗像2艘,其他地区9艘。”而这仅仅是搁浅的数字,至于沉没的蒙古船只,其中只是提到:“数量非常多……根本无法统计。”


在风浪中挣扎的蒙古-高丽舰队

悬而未决的战事

  作为第一次“蒙古袭来”,1274年的战斗其实非常短暂,更像是忽必烈心血来潮的试探之举;但耐人寻味的是,双方都宁可把战况描绘为自己的胜利:元朝的史书中展现的,是忻都和刘复亨“遇倭兵十万,击败之”,只是由于弓箭耗尽才不得已撤兵;而日本人炮制的战争神话是,在“八幡大菩萨”的庇护下,“镰仓男儿”如同天神下凡,先是在地面战场以少胜多,接着又依靠台风将入侵者扫荡殆尽。

  但真相介于两者之间。日方在战术上从没有获得优势,虽然海上的风暴摧毁了入侵舰队,他们在正面较量中的伤亡远远大于蒙古军。而在蒙古方面,虽然这次远征让他们损失了几乎一整支舰队,但登陆的大军已经达成了目标,这就是给日本武力警告,从这个角度说,其中的损失并非不能承受。更重要的是,一旦南宋被征服,只要假以时日,一支庞大的舰队将再次出航,这次他们的目标是将日本变成蒙古人的殖民地,而在参与第二次远征的10多万将士中,就有文章开头提到的吴万五等人——只是,当战战兢兢地登上船队时,这些苦役和征夫并不知道,这次远征将以怎样的结局收尾。

(因篇幅所限,蒙古第二次远征日本的故事,我们将在4月中旬的讲武堂中为您展示,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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