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进入21世纪，我国全面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脱贫攻坚使偏远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逐步纳入全国发展整体规划，初步形成全国统一劳动力就业市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超3000万人。中华民族正面临一个全面发展和各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土地改革”和推翻“三座大山”的政治运动中，长期受剥削被压迫的各族大多数底层民众在中国共产党、新政府领导下获得解放和新生，他们从内心感激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建立起基于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认同。毋庸讳言，此后的政治运动中各地发生一些“左”的错误，由于党的一些政策没有落实，各族干部群众受到一定程度伤害。“文革”结束后开始“拨乱反正”，在新的历史时期，原有“阶级斗争”意识形态认同基础难以为继。各地落实民族、宗教政策的具体措施，包括从边疆大批撤离汉族干部、重建清真寺和寺庙，客观上唤起曾一度被淡化的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近些年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影响社会稳定、破坏民族团结的恶性事件，引起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高度重视。

回顾和反思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工作，人们逐渐认识到我国民族工作长期偏重维护少数民族特殊性、传统文化和自治权利，较少强调国家统一和推进各族共同性，客观上削弱了各族干部民众心目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意识。这种倾向在上世纪80年代后的政治与文化氛围中得以强化和蔓延。在我国大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科书中，“中华民族只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教材以经典作家特别是特定时期的苏联民族理论为理论框架和核心观点，围绕其“民族”定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引导各族学生认识民族问题。一些民族院校在招生、专业设置、课程安排等方面过于突出民族因素，致使有些学生滋长狭隘民族意识。一些部门、高校、科研机构长期以来在对少数民族相关问题研究中过于强调民族差异性，而有意无意忽视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正是在这样的教育和舆论环境中，一些年轻人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历史和伟大祖国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出现偏差，成为近些年我国一些地区持续发生重大恶性事件的文化与政治土壤。

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

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维护社会稳定”成为一些地区的主要任务。自2014年第四次民族工作会议以来，中央对我国民族工作的指导方针作出重大调整，标志着我国民族工作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在继续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同时，中央强调必须“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团结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和基础”。长期以来，我国民族理论学者和民族工作者谈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时，一般强调“自治”而很少提“统一”，强调维护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很少提及在尊重少数民族权益条件下如何加强各族民众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统一和自治相结合”，实际上突出了长期以来在强调民族区域自治时忽视的“统一”议题。

民族区域自治，既包含民族因素，又包含区域因素。我国许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口多数是汉族，建立自治地方是考虑到杂居、散居少数民族人口的自治权利。因此，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而是应当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共同发展的地域空间。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实施。

对于如何认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讲话中作出新的表述：“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一表述与20世纪50年代进行“民族识别”和其后民族文化工作无视或回避各族同享共性、专注于寻找和凸显各族特性的导向已有本质区别。

由于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推行国家通用语言课程出现不同声音，教育制度和教材问题引起中央高度关注。我们需要从少数民族现代化这个长远目标认识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和国家统编教材。在任何现代国家，国民普遍掌握本国通用语言是实施行政管理、发展教育、形成统一经济体系、在“多元一体”框架内发展文化事业的必要前提。我国民族中小学和大学某些专业保持用民族语言授课，这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继承和发展是必要的，但是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绝大多数大学课堂教学只能通过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讲授，少数民族学生如果不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接受教育，就无法掌握许多专业领域的前沿知识并获得发展空间。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4%，但在“两院”院士中仅占1.83% ，存在一定差距。

在教育与文化领域如何开展民族工作

长期以来，文艺界表达我国民族形象时通常展示56个民族穿戴本族服装和吹奏本族传统乐器，“春晚”通常给有代表性的民族安排一段“民族舞蹈”。这些思路体现的是各民族的差异性，而不是中华民族共同性。政治认同的深层基础必然是文化认同。如果把文化认同作为最深层的认同基础，上述传统思路确有调整的必要。习总书记提出“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要融汇多方面元素，打造政治性强、内涵丰富、意蕴厚重、接受度高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这给我国文艺界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新任务。

在讨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时，人们经常援引“文化相对论”和“保护文化多样性”作为理论依据。今天在开展有关方面思考时，需要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进一步拓展思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民族文化形式会出现变化甚至自然消亡，这种情况汉族有，少数民族也有。要通过有效方式，把那些可能消失的文化形式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加以保存，但不能不分良莠全盘保护，更不能借保护文化多样性之名宣扬保守封闭的意识、固守于愚昧落后的生活方式和陈规陋习。同时，在教育与文化领域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不要忘记毛主席告诫我们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多元”和“一体”是辩证统一、同时存在的两个方面。尊重少数民族平等权利，切实保护和继承少数民族语言与优秀传统文化，今后这方面的工作也不应忽视。

2019年9月习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民族问题的观点，是在他们生活的特定年代、面对特定社会经济形势和革命任务提出的，阅读这些相关论述时，一定要放到他们当年写作的特定历史场景中来理解。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中国有几千年发展历史和文化传统，在近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中国人对于“民族”概念有自己的理解。中华文化在思考内部人际关系和与周边群体关系时，秉持的是“和而不同”“有教无类”和“中华大一统”思路，这与一神教排斥异教徒的“双重标准”“零和博弈”完全不同。中国没有产生西方“民族主义”的文化土壤。

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把加强全国各族民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这项工作提到一个更高的位置。面对国内外复杂多样的现实情况，我国的民族理论界和民族工作者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的指导下，在广泛开展社会调查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科学精神，与时俱进，提出符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民族理论体系，切实有效地推进新时代中华民族全体成员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使14亿国民真正融合为一个“多元一体”、血肉相连、命运与共的大家庭。（作者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