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司法武器化”折射美式民主乱象
从2016年希拉里的“邮件门”到近两年围绕特朗普与拜登展开的“文件门”，“司法武器化”已经成为美国总统大选周期一个绕不开的热词。其实，这种现象在美国并非这些年才出现。
早在1924年3月，美国蒙大拿州联邦参议员、民主党人伯顿·K·惠勒就曾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时任司法部长的共和党人哈里·M·多尔蒂滥用职权等腐败行为。调查中，有多重证据表明多尔蒂“可能是美国司法部有史以来最肆无忌惮的人”，如他曾接受“走私大王”乔治·雷穆斯25万美元保护费等。调查还发现，多尔蒂将其所在部门的调查局（现联邦调查局的前身）“武器化”，以保护他的朋友、迫害他的敌人并清算政治恩怨。对多尔蒂的调查也让惠勒成为众矢之的，因为调查局特工同期也在蒙大拿州挖掘惠勒的“黑料”。就在多尔蒂因越来越多的渎职证据被迫辞职仅11天后，联邦检察官便捏造罪名起诉惠勒，被当时的媒体揭批为“纯粹的报复性陷害”……这就是百年前美国“司法武器化”的一个缩影。
这种似曾相识的场景在如今的美国政坛愈演愈烈，尤其是近两届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更多尝试利用法律手段获得政治优势。这在多个领域都有体现：
一是法院沦为党派的“傀儡”。在近年的一些重大案件中，美国的法院越来越被视为政治斗争的战场，各方通过提起诉讼或操纵司法程序实现本党派的政治目的；甚至法官的任命和提名也成为政治争议的焦点，不同政治势力试图在法院中占据主导地位，以推动自己的政治议程。
以2022年最具争议的“罗诉韦德案”遭推翻为例：1973年1月，美最高法院大法官宣布宪法保障堕胎权利；该裁决在2022年6月24日被保守派法官占多数的现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事实上，虽时隔近半个世纪，但作为裁决依据的美国宪法条文从未更改，变化的是法官们对宪法的解释，而这又涉及到他们个人的政治倾向和最高法院的势力对比。再往前追溯，这与特朗普在其总统任内提名了3位保守派大法官直接相关。“罗诉韦德案”的“反转”是美国党派之争的结果，它把最高法院从本应最受信任、最应讲求政治平衡的机构演变为日渐被操控在某个政党手中的“傀儡”。
二是司法部充当政治调查的“打手”。比如围绕特拜二人“互掐式”的“文件门”调查。2022年11月，美国司法部长加兰任命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领导联邦调查局启动对特朗普是否不当处理政府机密文件的刑事调查。2023年1月，加兰又宣布任命罗伯特·胡尔为调查拜登“涉密文件事务”的特别检察官。不论调查结果如何，这两起时间如此接近、类型高度相似的“文件门”调查，都令美国司法部成为两党相互攻击对方借以将司法调查政治化的“打手”。美法学专家抨击称，这些调查导致美国司法部门的权力扩张和司法资源的不合理分配。
三是检察官甘当政客的“马前卒”。有美国法律专家称，在历史上两极分化不严重的时期，美国各州检察长更多是以“非政治人士”身份履行职责，并经常“跨党派合作以解决公众关心的问题”。然而，近几年，州检察长，尤其是共和党籍的“红州”总检察长对邮寄选票、选区划分、投票权的种族平等保护等总统选举规则事务的参与度大幅提升，已经成为美国司法官员更趋政治化的显著表象。美国威斯康星州马凯特大学的政治学家保罗·诺莱特认为，“两党总检察长都在更多利用各自的党派组织，以协调努力、实现政治目标”。
四是法律和司法领域成为党争的“战场”。当前，美国政治辩论和社会争议越来越多地转移到法律和司法领域，而不是在立法机构和公共场合进行。各方试图通过诉讼和司法程序来解决政治争议，而非通过民主程序和政治协商达成共识。这可能导致美国司法系统过度政治化，同时削弱立法机构和其他政府机构的功能。如近年围绕边境移民政策的法律诉讼，便成为两党政治斗争的一个主要战场。
综上，“司法武器化”的种种表现只是当前美式民主乱象的冰山一角，它和近年美国国会、政府越来越频发的功能性失调相互作用，正在美国民众心中植入“其民主制度和体系已经被操纵”的认知，并冲击到美国一直标榜的“三权分立、民主运作”的国际形象。（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