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势分子：揭秘《刺客信条：枭雄》背后的维多利亚伦敦

　　透过深灰色的晨雾，阳光照在泰晤士河上，夜间飘荡的煤灰就像雨水一样落下，给历史悠久的码头涂上了一层淡妆。在迪恩街的寓所外，卡尔•马克思整理好行装，正准备前往大英博物馆。在郊外的住所中，查尔斯•狄更斯——这位写下《雾都孤儿》的小说家——虽然几乎瘫痪，但还是在仆人的帮助下口述新的文章。在狄更斯儿时徘徊的街巷中，伊薇•弗莱和雅阁•弗莱姐弟已经动身出发，去为他们的帮派战斗。几条街外的水晶宫，63岁的中国外交官斌椿正用文言文与当地人交谈——对走马灯般闪现的人造奇迹，这位“见识渊博”的满清官僚也不由发出感慨：这里“车毂击、人肩摩……中华使臣，从未有至外国者，此次奉命游历，始知海外有如此盛景。”尽管这些人物也许素未平生，但在有一点上，他们一定存在共识：在这座名为“伦敦”的城市中，人们正在堕向地狱，也在升入天堂。

堕向地狱？

　　“一项发明紧赶着一项发明，一项发现紧赶着一项发现，每一项发明和发现，都又以飞快的速度转化为人间奇迹”，这是许多书籍对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速写。但对生活在当时的居民，一定会对上述语段表示抗议，在他们的眼中，它的形象并不十分亲切。它更像一座难民城市，没有如画的风景，只有压抑的气氛。工人们的平均年龄只有30岁，新生儿死亡率高的惊人。多数人的饮用水来自泰晤士河和沿岸被污染的水井。由于缺乏足够的下水道，每天运送污物的大车都要隆隆驶过，它们离王室的中心白金汉宫只有一条街的距离。

　　在狄更斯的作品中，伦敦的阴暗和肮脏，都被化作了一个个都市传说。正如《小杜丽（Little Dorrit）》中提到的伊莉莎白•哈顿夫人（Elizabeth Hatton）：在某个清晨，她被发现在自家庭院奄奄一息，浑身被撕裂，只有鲜红的心脏还在兀自跳动。

　　哈顿夫人的死只是一个市井谣传，但传说背后总有真实：伦敦历来是犯罪之都，其贫民窟更是藏污纳垢之所。比如《辛迪加》中主角活动的萨瑟克区和泰晤士河沿岸。在昏暗的煤气灯下，“开膛手杰克”老练地寻找猎物。低效无能的伦敦警察，就像小偷和劫匪一样声名狼藉。正如一本旅行指南中介绍的那样：“伦敦警察并不是巡逻整个城市，面对市民的遭遇和不幸，他们宁愿待在岗亭中控制红绿灯。”

　　甚至居民的呼吸也备受侵害。从中世纪开始，伦敦就堆满了经海运而来的煤山，它们给城市的苍穹涂抹了一层不安的色彩。当年，伦敦人的日常谈资就是在不停抱怨城中的天气，但对这种状况对人的健康是否有影响，最初人们尚且漠不关心，直到1873年12月7日的那一天，烟雾对市民展开了一场屠杀，停尸间挤满了因心肺病死去的老人。随着人口增加，这样的场景正变得越来越频繁：1880年1月，1882年2月，1891年12月，1892年12月……这些年月都被记录在了编年史中，并化作统计表中节节攀升的死亡数字。

好伦敦？

　　然而，如果逃离嘈杂拥挤的市中心，奔向郊外和富人区，这里的居民会向你坦承，英国首都的生活“其实还算惬意”，在那里，一道看不见的屏障把两个世界分割了开来。在另一头，伦敦是奢靡生活的中心。奢侈的宅邸园林在郊外星罗棋布，一掷千金的宴会每天举行。除了展示最新的收藏和奢侈品，达官显贵们还要在社交场表演风度和个性，他们席间的一言一行，第二天都传扬在大小报纸之上，引发赞叹、议论和仿效。在上层社会的风雅背后，其核心是对财富的无限聚敛。

　　早在200年前，权贵们便在这个国家展开了圈地竞赛，直到农田牧场被瓜分一空。妇女和农民涌入城市，但等待他们的是工伤、凶杀和贫困。厂房和烟囱遮掩了通向希望的天际线，看不见未来的人们在时代轨迹上自顾前行。面对天生的不平等，寒门子弟几乎不必通过梦想改变命运——他们只能咬紧牙关，进而绝望地转过头去。

　　一个高度封闭的显贵阶层，在饥寒民众面前大吃独食，并以这种表演为乐，这就是伦敦上层生活的写照。在一墙相隔的地方，贫民拖着脚步回到东区的家，那里只有永远不够的面包，没有热水也没有厕所。这些诱发了强烈的怨恨，于是，和所有自我造就的城市一样，伦敦混杂了冲突与阴谋、抗议和镇压，这一切让所有纸醉金迷都混合在狂躁不安的气氛之中。

　　在两位主人公出发去行刺圣殿骑士之前，修改的《选举法》早已全城在闹得沸沸扬扬——上流社会想要秩序，底层群众希望选票，当时伦敦贫民区的混乱背后，经济利益与政治诉求总是纵横交错。

　　一个强大的帝国正在徐徐上升，它的人民却得不到喘息。当救赎成为底层居民的共同需求时，伦敦的公共场所便成了先知们的传道之地，在其中，便包括了我们熟悉的那位革命导师。1849年，马克思从法国辗转到伦敦，在当地居住了33年，相比丰富的著作，这位人物的日常生活单调且规律：清晨，他离开市中心边缘的住所，穿过迪恩街和牛津大街，去大英博物馆去完善自己的论述。

　　由此诞生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在这两部煌煌巨著中，作者坚信，就像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那样，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共产主义的幽灵”将挥之不去。然而，关于同一种理论，总有不同的演绎，在马克思晚年，“工联主义”和“修正主义”开始侵蚀人心，它认为工人运动的关键已不再是“斗争”，真正的问题是该如何从资本家手中分一杯羹。

　　当思想家们无法指明一条道路时，伦敦人听天由命、隐忍顺从的天性便显现了出来，他们的精神开始向“上帝与国王”接近。“力量源自忠诚”，弗莱姐弟的指虎上写道；贫民窟中经常发出这样的呼声：“但愿女王知道我们的疾苦！”但这些不过是下层社会的一厢情愿。事实上，他们只是推翻了臆想中的偶像，并将希望寄托于一个看似真实的神。

矛盾下的女王

　　自1861年失去了丈夫阿尔伯特之后，郁郁寡欢的女王便深居简出，偶尔有几个万人空巷的时刻，她只是坐在金马车里微笑着招手——维多利亚时代的维多利亚女王，实际是一个华丽的人偶，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在这里，君主统而不治，对民间的疾苦无能为力，其职责无非是作为一个外来者，填充空虚的王座。

　　对此，她曾私下里感到不安，这其中既有对帝国未来的不安，但更多的不安是关于自己。女王生来是个德国人，她的姓氏是“萨克森-科堡-哥达”，它源自三个历史悠久的中欧军事贵族家族，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沉闷、涣散又装腔作势的岛国，日耳曼人的严谨和理性简直是一种犯罪。她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寂寞中，她的后半生只进行了一件事——修建纪念碑，以缅怀英年早逝的丈夫。

　　在《刺客信条：辛迪加》中，这些纪念碑中的一座就像战舰的桅杆般，耸立于肯辛顿公园，它就像女王一个人的独白，其中夹杂着孤高、空虚乃至负罪感。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维多利亚又是一个“幸福到沉闷”的女人：为保社稷无虞，她只需要将自己束之高阁，然后让臣民顶礼膜拜即可。在历史上，几乎找不到与之相似的案例：一位异族的女性，能在一个国家集穷人和显贵的希望于一身，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正作为半个地球的主宰冉冉上升。

　　维多利亚时代的维多利亚伦敦，其另一重形象正是世界中心，从水晶宫到火车站，其中折射出的与其说是瑰丽华美，不如说是好大喜功。因为帝国不断将触角伸向海外，人们更不再将“上帝保佑女王”视作一句格言——它正成为理所应当的事实。1880年代，英国殖民先驱塞西尔•罗德斯发出了当年最狂热的领土宣言：“想一想夜空中的繁星！想想那些无法到达的远大世界！……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吞并这些星球。”

“帝国图腾”与“革命领袖”

　　为让罗德斯之流的夸夸其谈稍显名正言顺，大不列颠的吹鼓手们意识到，必须将帝国基业与超自然力量结合起来：通过让民众相信，自己是上帝垂青的、某项伟大事业的一部分，不仅能令国家获得一次镀金，同时，所有的不满都能找到一个理想的出口。其中，较好的方法是让统治者升格为神，比如智慧和胜利女神密涅瓦，稍加改造即可变成大不列颠女神。1886年的《大英帝国全图》就是一个绝佳典范：踞坐地球上的女神一手扶着绘有英国米字旗的圆盾，一手紧握象征统御四海权力的三叉戟。环立其旁的，是帝国的建造者——水手、陆军、探险家和拓荒者，以及本土和各殖民地的臣民们。只是，这个形象还是太外国了，以至于一点都不像不列颠——对一个大国而言，如果它足够自信，应该不需要外力来展现自己的伟业。

　　于是，鲍迪卡（Boadicea）这个形象，就从历史的深渊中打捞出来了。她是公元前60年不列颠反抗罗马统治的领袖，更重要的是，她是个女王。当1851年托马斯•桑尼克罗夫特（Thomas Thornycroft）决定制作鲍迪卡女王的雕像后，很快就引起了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的关切。亲王爽快地将御马房中的骏马借给桑氏临摹。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雕塑的主角——站在双马战车上的鲍迪卡——应当看起来更像他的妻子维多利亚本人。

　　1871年雕像最终完成的时候，赞助人和艺术家都很满意。站在车上的鲍迪卡身披罗马式长袍和毛皮斗篷，一手持长矛，另一只手向外伸展开来，诚心接受地球上的任何一块土地投怀送抱。雕像乍看很像年轻的维多利亚，只是比她本人更高大。基座加高了雕像的整体高度，所有瞻仰的臣民都被扬起的马蹄踩在脚下。

　　极具讽刺的是，这正是千年前鲍迪卡的愿望——将帝国踩在脚下。史书上记载的鲍迪卡一点儿也不具有魅力，她反叛的原因也远没那么罗曼蒂克：丈夫的土地被强占，两个女儿被罗马士兵轮奸。甚至让这座雕像耸立在伦敦，也是一大讽刺。一千多年前，正是在这座城市中，鲍迪卡女王率领着她的部落，将所有居民屠戮殆尽。换言之，鲍迪卡并非唤起臣民自豪的神祗，反倒像是大英帝国避之不及的“革命领袖”。

　　千年后的大英帝国，自可通过修辞方式，将这个暴力反抗的故事改编成指引帝国前进的号角，就像是雕像基座铭文中所写：“凯撒未知的土地，将由你的后代支配，凯撒雄鹰未飞到的地方，无人像他们般战无不胜。”但帝国本身却在徘徊。尤其是鲍迪卡反抗者的身份，它总是让人心中难安。

　　历史与现实在1858年的印度大起义中被搅拌在一起。镇压了这次反抗后，鲍迪卡被作为挑战文明的蛮夷形象出现在诗文当中：她是野蛮魔鬼，砸碎文明的罗马人的头颅，嗜血若渴。这个形象主要针对的是印度起义军领袖占西女王——也许她才是鲍迪卡这个形象的真正继承人。

　　1902年，这座雕像被浇铸为青铜像，永远地伫立在伦敦泰晤士河的堤岸上。这不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一座纪念碑，纪念这座雕像的模特，一年前去世的维多利亚女王。与此同时，印度的总督寇松勋爵正计划为女王建造一座更合适的纪念碑，它应当是一座穷极华美的大理石建筑。1906年，这座纪念碑的第一块基石埋下，一年后，因为暴乱和饥荒，超过1600万印度人死去。

　　消息被刊载在伦敦的报纸上，舆论哗然，人们曾真诚地相信这个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帝国，将会践行诺言，带给世界以和平、感激和自由。但目之所见，却尽是不公、奴役和贫穷，假如愿望确实真诚而良好，又为何会带来如此灾难？面对这个悖论，帝国选择了闪烁其词，而帝国的觊觎者们则在幕后蠢蠢欲动。

“灯光灭去了！”

　　从19世纪开始，欧洲的批评家们开始向伦敦发难。之前，帝国的立场是一贯是占据道德高地肆意扫射，但当众人群起攻之时，这座高地却成了一座无法挣脱的陷阱，甚至其繁荣和富裕都成为原罪。“崇拜金牛犊，”德国诗人提奥多尔•冯塔纳写道：“在伦敦这座大都市里，没有精神的东西和诗歌，每个人都忙忙碌碌，在骚动不安地四处寻找金子。”在他眼中，伦敦虽然声名在外，败亡之征却已清晰可辨。

　　平心而论，“英雄土地”与“堕落伦敦”的差别，更多是出自当事人的臆造：在伦敦也有鼓吹“鲜血和土地”的煽动家，德国商人也并不比英国同行疏于争利，然而，人们已被煽动，他们相信，它的兴盛建立在榨取之上，它与魔鬼进行交易——因此，它的兴盛绝不代表了正义，相反，它的毁灭才是。伦敦理应遭到惩戒，并被纯粹的“理想主义城邦”取而代之。

　　颇具巧合和讽刺的是，在两个世纪交叉的时刻，来自邻国的仇恨意外地充当了英伦显贵的救命稻草。“无恒产者无恒心”，其背后的一个潜台词是：街头义愤填膺的示威者，其实也是能被收买的乌合之众。矛盾不能凭空消失，但一定可以被缓和与转嫁，当迟来的公共福利建立时，当帝国前进的鼓点响起时，伦敦人便自觉抛弃了手中的横幅，拿起了保卫帝国的枪支和刺刀。

　　底层是容易被煽动和满足的，祸患极少从中发端，相反，上流社会的自命不凡，才容易诱发纷争和灾难。“国家利益”和“民族虚荣”往往是导火索。“大不列颠”“大俄罗斯”和“大德意志”争执不休，政客们将分歧诉诸战争。在伦敦、柏林和圣彼得堡，一个个军团在烈日灼人下前进。在萨拉热窝街头，塞尔维亚的刺客正等待着奥匈帝国王储的行程。

　　于是，爱国和好斗的年轻人，像拥抱爱情般投入了杀戮，哲学家斯蒂芬•茨威格回忆说：“某种意义上说，当时战争给人带来的是一种解放和释然……就像期待暴风雨能打破云层，洗净空气一般……战争意味着肤浅妄动的资产阶级社会即将终止，令人生厌的19世纪渐进主义即将终止，宁静与和平的秩序即将终止……它就像在大礼堂等待了很久之后，一出伟大而令人兴奋的历史剧终于开幕，在这出戏中，观众便是演员，战争意味着决定。”

　　曾被称赞为“全世界光明源泉”的帝国伦敦，终于迎来了峰回路转。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勋爵在英德开战那一晚，注视着伦敦白厅的灯光次第熄灭。他突然哀叹道：“全欧的灯光都要灭去了！我们这一辈子，大概是看不到它再亮起来。”然而他从未想到，峰回路转将来得如此迅速、如此惨烈。

终于战火

　　此前200多年，伦敦几乎没有被战火惊扰，但此后，战争的气息逐渐被人民熟知：战争是夏天的夜晚、齐柏林飞艇投下的颀长倒影，是探照灯的光柱划破天空；战争是母亲送别了长子和幼子——在堑壕纵横交错之地，他们化作将原料，被卷入高速飞转的战争机器之中。

　　工业化的英国全身心地投入了战争，然而，他们却无法效仿在非洲和印度的先例，将心怀不满的对手聚而歼之。1918年11月，一名伤兵从病床上惊醒，发现自己在四年的战争后依旧幸存。在后半生，这位叫希特勒的前德军下士致力于一件事：对英国、犹太人和堕落的伦敦展开报复。只是，他的使命要比早先的阴谋家们轻松：一战后仅10年，伦敦便从“光明源泉”降格为欧洲一隅，甚至“世界领导者”的地位也化为乌有。

　　面对纳粹政权的咄咄逼人，大英帝国的表现却软弱不堪。“多么可怕、荒谬和不可思议”，在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前，当希特勒对捷克发出战争威胁时，首相张伯伦用这样的言论回应了首都人的惴惴不安：“因为一个遥远国家里陌生民族的争吵，我们竟然要学会挖掘战壕，并且佩戴防毒面具！”由于当时“绥靖”是一个流行词而不是轻蔑语，听众对这一决定表示赞许。

　　于是，伦敦人高兴地相互告别了，但从那一刻起，他们已注定被新帝国踩在脚下，更具讽刺的是，就像上个世纪的伦敦人一样，这两个帝国的子民也志得意满，坚信自己的信条将成为人类的普世标准。

　　第一个帝国是大洋彼岸的前殖民地。即使对克制的伦敦人来说，当地居民的无所顾忌，也让他们很难泰然处之：在纽约，帝国大厦和克莱斯勒大厦如两柄利剑直指天空，笼罩了伦敦塔的尖顶，一位文笔尖刻的评论家写道：“新的、新的、新的……狂热在那个国家弥漫，女人谈论新的时装，男人们谈论新的汽车、情妇。”

　　对海外暴发户的炫耀，伦敦人大可将其当做一个既成事实，并不断自我安慰，然而来自欧洲大陆的挑衅，令他们却时刻如鲠在喉。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具张力的“世界中心”，1939年初夏，当希特勒面对沙盘，指着新首都模型时说：“这里，不再是帝国之鹰站在铁十字上面。作为世界城市的皇冠，鹰必须站在地球之上。”在这座名为“日耳曼尼亚——世界都会”的新城中，一条宽数百米的大道将穿过大凯旋门，直通“人民会堂”——第三帝国的瓦尔哈拉圣殿。

　　然而，真正给英国当头一棒的，并不是耸立在异国的大理石和混凝土，而是徐徐降临的战争威胁。1940年9月7日，200吨炸弹降落在泰晤士河两岸，几乎摧毁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遗产。一名年轻的亲历者写道：

　　“整个天空映出一片红光，在边沿点缀着不少个橙黄色的火球，它的色彩似乎过分浓厚了一些，以致在艺术上说起来，显得有些过分瞩目。虽然这时天色已黑，但天空射下的亮光仍使我能看清女友玛格丽特嘴唇上的唇膏。这时的伦敦，就好像彩色电影《罗马焚城录》里描绘的凄美景致。”

　　这份描述经常被用作“不列颠之战”的引言，但对伦敦本身来说，这却是一个不祥的比喻，在那次大火后，罗马的壮美也湮没于尘埃，而被誉为“第二罗马”的伦敦，是否也要见证轮回的又一次上演？

　　1940年的伦敦人无暇思索这个问题：他们匆忙将数万吨炸弹投掷到柏林。4年后，德国人报之以“复仇武器”——这就是臭名昭著的V-1、V-2火箭。最初，当V-1发出嗡嗡声降临时，伦敦的居民还能匆忙躲避，但V-2火箭的速度超越了音速，于是，面对从天而降的死亡，所有人都学会了麻木地迎接。

　　因为这座城市的居民已经疲惫了，它带动运转的国家也是。当1945年，当欧洲战火熄灭时，帝国的光辉早已在废墟中湮灭：它的疆域随着殖民地独立分崩离析，化作水银遍地；它的子民泡在了历史的热水浴缸中，宁愿在理应卧薪尝胆的夜晚酣然睡去。

泰晤士河上的歌声

　　不经意间，这个沉睡城市依旧会闪现一丝昔日光晕，将人们的思绪拉回一百五十个年轮之前；它的流光溢彩依旧飘荡在泰晤士河的碧波之上，仿佛水中仙女的歌声一样诱人。

　　歌声的旋律是关于帝国兴衰的礼赞，是骄傲与贪婪、野心与狂热的史诗，它宛转悠扬、让人迷乱。但追思者定息凝神，一定会想起伦敦人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警句：

　　“帝国的衰亡，乃是无节制的扩张带来的、无可避免的后果。繁荣埋下了衰败的伏笔，随着征服的扩大，其毁灭的因素也倍增：一旦时间或灾难移走人力的支柱，庞大的架构便会在自身的压力下不堪重负。”

　　当然，对造访这座城市的旁人来说，它是晦涩难解的，他们更愿意将精力投入到观赏泰晤士河畔华丽无比的跨年烟花秀上。当璀璨在空中湮灭时，人群中爆发出事不关己的欢声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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